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李长需

疫情在欧美爆发数周后，自埃及2月14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起，疫情开始在非洲大陆蔓延，尤其是从3月中下旬开始确诊的病例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15日在同非洲集团常驻联合国代表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非洲大陆最终可能遭受最大的冲击。

为遏制疫情的蔓延，如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非洲多国也开始宣布实施封城的措施。那么，封城之下，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如何?当地华人如何应对?记者为此采访了滞留在非洲加纳的中国商人张高岭，以其视角来观察当地封城情况及华人的应对措施。

封禁令下，中国商人无奈退掉返华机票

这是加纳阿克西姆郊外的一处中国工程队的施工营地。隐隐的青山，茂密的雨林，时刻让张高岭处在“氧醉”的状态。时不时吹过来的三四公里外的大西洋上的海风，提醒他身处非洲黄金海岸的尴尬：他被困在了异国他乡，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返华航班的恢复。

张高岭居住地离大西洋不远，此为大西洋边的椰树林

去年10月底，他前来加纳考察，想与朋友一起在此投资建厂。但考察了两三月的市场，他发现国内现有的产业类型，都有中国人在此投资，且不少已经形成了规模。他们之前看好的一个行业，包括欧美人和中国人在内，已经投资了5家企业，规模都不小，而且市场占有量也很大。如果再去投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建设和盈利的周期也都比较长，风险也相对较高。因而，他决定放弃该行业的投资，准备回国后看看再说。朋友力劝他再看看其他项目再做决定，他正犹豫时，国内传来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他就索性决定留下来再看看。但随着疫情在国外的蔓延，他判断早晚会传到加纳。因而，预订了4月初的返程飞机票。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3月27日晚，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自3月30日凌晨1时起，对阿克拉市、特马市、卡索阿市、库西马市等地及其周边地区采取为期14天的封禁措施。封禁期间，除满足基本需求和运送货物的车辆、飞机外，私人和商业运营的车辆、飞机禁行。

加纳疫情形势图

之所以采取封城措施，是因为加纳的新冠确诊病例出现了激增现象。3月24日，加纳卫生部长夸库·阿吉曼·马努宣布，在收到的185个检测结果中，有25个被检疫者为阳性。加上早期的27个共有52个确诊患者。其中，已出现2例死亡病例。两天后，加纳卫生局疾控检测部门公布，有78例被强制检疫旅客确诊，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32例。截至4月3日，确诊病例上升到205例，其中死亡5例。出现确诊病例的地区主要在被封城的地区：大阿克拉地区183起，北部地区10起，库玛西地区9起，上西部地区、上东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各1例。

当地人喜欢到教堂或广场聚集或举办诸多的活动

首都的封城意味着，预订4月初的返程机票泡汤了。“像我这样，预订返程机票的人还有不少，退票时都赔了1000多元。”张高岭说，这些要返程的人，主要有两种人群：一种是合同到期的中国在加纳企业的工作人员，一种是为中国公司和加纳公司提供技术和服务的人员。这些人本来结束工作要返回国内，但现在因为疫情，都被困在了这里。

“逃离”首都，从住进酋长乡村别墅到“逃进雨林地区”

加纳出现疫情之前，张高岭大多时间住在加纳首都阿卡拉市。那时，加纳虽然没有出现疫情，但他判断，作为首都，经常会有大量的国外人员进出，输入新冠肺炎患者的可能性很大，因而住在这里的风险相对较大。所以在阿卡拉市宣布封城前的一个多月，他就决定“逃出”阿卡拉市，到相对比较安全的离首都100公里远的海岸角市去。在该市，他有一位朋友在做一个项目。其项目的中方员工租住在市郊当地酋长所开设的一家乡村别墅式宾馆里。该宾馆座落在大西洋岸边，共分两层，朋友的员工租住了一层，自己可以在里面做饭，从而减少了与人接触的风险。

张高岭很喜欢酋长的这座别墅宾馆，环绕在椰林中，开窗即可看到辽阔的大西洋海面。清晨或傍晚，可以在海边的沙滩上散步。但疫情来到加纳之后，租住在别墅中的一名中方人员出现了咳嗽现象，并被立即上报给上级部门。随后，这名管理人员被送到市区医院检查，但并非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只是得了上呼吸道感染，吃了两天的药，就不再咳嗽了。但为了慎重，租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还是被要求在宾馆里各自隔离14天。

结束隔离之后，张高岭还是感觉到了一丝担忧。毕竟，海岸角市离首都阿卡拉并不太远，风险还是存在。因而，他决定到离首都200公里外的阿克西姆市。在那里，他另有一位朋友做工程，其施工队就居住在该市远郊的一处雨林中，周边少有人居住，因而基本避免了与人接触感染的风险。

阿克西姆市周边的小镇上卖烟熏鱼的孩子们都没有戴口罩

此外，他到阿克西姆市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该市所在的西部地区尚未出现一例病例。

当地要求暂停公共聚会，数千人参加的葬礼控制在25人以内

之所以来到人烟稀少的雨林地区，张高岭主要还是担心当地人的防范意识不够。

在封禁地区，出台了不少的措施，但从其严格程度来说，不如中国内地。比如要求居民必须居家，但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办理银行业务、使用公共卫生间的可以除外;在出行上，禁行的也只是私人和商业运营的飞机、车辆等，满足基本需求和运送货物的车辆和飞机可以行使，被禁行城市市内出租车、巴士只要求减少载客数量，摩托车只要求不能搭载其他乘客;市场上，供应食品的店铺可以营业。此外，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人员，从事生产、经销、零售食品、饮料、药品、纸张、塑料包装袋等物品的单位和个人;矿工、渔民、建筑工人以及电力、电信、水务、加油站等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出行则不受限制。

在非封禁地区，则只要求暂停所有公众聚会，即不能到教堂聚会，也不能进行大型婚嫁丧葬等活动。张高岭说，在加纳，教堂很多，人们很喜欢去教堂举行各种活动，因而疫情传播的几率很大，不少地方因此关闭了教堂。此外，举办葬礼在加纳是一件大事，这种葬礼可持续7天时间，数千人身着红黑长袍，戴着黄金首饰在葬礼上为死者哀悼。疫情期间，政府部门要求葬礼一直控制在25人之内，媒体报道说，有一场原本准备2000人参加的葬礼，只让20多人参加了，其余的亲友，则可以收看殡葬部门组织的现场网络直播。

这些非封禁地区，除了不能在公共场合聚集之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限制，人们依旧按照往常的生活习惯来生活，并没有丝毫的紧张感。4月17日，张高岭去工地五六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去补充一些生活用品，发现街道上依旧来来往往的，买东西的卖东西的，聚在一块聊天的，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口罩。

非封禁地区的人们，按照往常一样生活，不带口罩

而之前的4月15日，他到工地70公里外的西部地区首府塔科拉迪去，发现情形也是如此。不少大型公共场所，防护措施很少。做得相对较好的是大型超市。在其门口，会摆放一个水桶和一瓶消毒液，水桶上方装有一个水龙头，方便进出超市的顾客洗手消毒;而进入超市时，工作人员会手持酒精喷壶给顾客手部进行酒精消毒。但大多数并不测量体温，只有南非人所开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配备有额温枪，对进入超市的顾客进行了测量体温。而进入这些超市内的当地居民，基本上也没有人佩戴口罩。

塔科拉迪街头的小超市，人们很少戴口罩

当地人为何不戴口罩?张高岭分析，一方面跟当地人的防护意识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跟当地人的收入无法承受口罩的价格有关。

疫情严重以后，当地一个口罩价格在5~10元人民币之间，很多收入微薄的当地人负担不起

张高岭说，当疫情刚来时，当地口罩论包卖，价格多在0.3元到0.5元左右，最贵的也不过1.5元，但此时当地人似乎并不在意，很少有人购买。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口罩价格迅速飙升到5~10元，有的甚至更高，当地人根本买不起。以他们的工资收入而言，在中国工地或工厂打工的，平均工资在800元左右;会开叉车、汽车的技术工人能拿到1000多元;给中国人当保姆的，也有六七百元的收入。这些人在当地算是高收入群体，他们的工资能买多少口罩可以想象;而更多收入不如他们的人，更不敢拿吃饭的钱去换口罩了。

非封禁地区的人们，按照往常一样生活，不带口罩，或许因为当地口罩太贵

据了解，人口3000多万的加纳整个国家没有一家口罩生产企业，口罩存储量较为紧张。3月底，加纳政府曾接受到马云基金会捐赠的10万个医用口罩和2万盒检测试剂，虽然稍微缓解了燃眉之急，但缺口依然不小。4月4日，当地媒体报道，该国克勒布鲁医院的一名护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该院的一些护士因此抱怨，前线工作人员很容易患上这种疾病，如果政府再不向他们提供个人防护设备，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举行静坐罢工。

当地医院使用的检测试剂

有企业一次性储备了五六万元的生活物资

疫情来临之际，与当地人的毫不在意相比，华人群体则相对较为重视，各个工厂、矿山、施工队等都提前做好了各种准备。

张高岭说，根据加纳的医疗条件和防疫意识，不少华人判断，当地的疫情有可能发展得比较严重，且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大多数人在疫情之初的反应就是，储备防疫物资和储备粮食。

中国工人在工地配备的消毒产品

在防疫物资方面，在当地购买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内购买;还有不少人储备防治药物，一小盒在国内不到30元的连花清瘟胶囊，在当地炒到了四五十元。在储备生活物资方面，不少企业都储备了三个月的生活物资。当地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农场，主要生产华人喜欢的蔬菜和粮食，可以送货上门;另外还有一些华人超市，专供华人的胃，从老干妈到各种食品，都可以定制。这保证了加纳数万华人的中国式生活。高岭所在的施工队，一次性就储备了五六万元的生活物资，从米面粮油、方便面到各种调料等。

中国工人在工地的防护措施

张高岭还了解到，在这些华人企业中，疫情期间出现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完全不能停产的企业，比如工厂、施工队、矿山等;第二种情况，是可以维持部分产能的企业，这些企业尽可能用自己的工人。比如华人农场和超市等采取网上定制模式;还有一种是干脆关闭企业，等疫情结束再另行开张。

在当地，像这样认真检测体温的情形，并不多见

那些不能停产的企业，雇用的当地员工较多。这些员工下班后居家生活基本没有多少防护措施，他们上班时与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杂处，潜在的风险很大。因而，这些公司大多都制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比如工作场所要定期消毒，上班时间要带口罩，早晚要量两次体温且要登记在案，并制定了紧急疫情应对预案。

当地人的居住条件较差，一大家人挤在一起，不利于疫情的防控

考虑到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当地人的生计，难免会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当地政府不能及时拿出应对措施，将会影响到当地的社会治安。因此，不少公司也做好了提前的应对措施，包括增加安保力量，以及告诫员工要跟当地居民搞好关系等。

从暗自庆幸、为家人担忧到为自己担忧

张高岭说，对于当地华人而言，大多数人像他一样，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心情走了两个极端：新冠肺炎在中国传播后，他们庆幸自己不在国内躲过一劫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人亲朋担心，因而在国内口罩极为紧张的那段时间，不少人纷纷购买口罩等寄回国内;等到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而加纳疫情爆发之时，他们突然变得极为紧张起来，从而为自己焦虑起来。

张高岭说，只有来到空旷的无人地带，他才会感觉到心安

这种焦虑，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当地的医疗资源相对有限，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救治水平不如国内。这也是整个非洲的整体状况。根据相关统计显示，非洲拥有全球17%的人口，承担了23%的疾病负担，但只有1%的医疗支出。非洲平均每1000人只有1.8张床位，而韩国这个数字是12.3张，德国则是8张。比如，南非的医疗条件能排进非洲前3位，但全国公私医院加起来，也只有不到9万张病床，其中ICU病床不到1000张。号称重症患者生命线的呼吸机，南非也只有4000台，不到美国持有量的2.4%。而南非人口5800万，约为美国人口的18%。不如南非的加纳更好不到哪里，其口罩紧缺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地医院防疫人员正在工作。资料图

焦虑的另一个原因，当地疫情会越来越严重，且可能持续时间不会太短。根据判断，由于医务人员和检测试剂的不足，疫情可能比现在公布的要严重。有消息称，非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南非、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基本上都是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有分析人士指出，正因为它们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有相对较高的检测能力，因而数量就显得较多了。因而，张高岭他们担心加纳的情况可能要比公布的情况要严重一些。他们这些华人会不会因为疫情的进一步发展而陷入困境?

“焦虑而谨慎地乐观”中，他渴望早日返回祖国

焦虑归焦虑，但在现实生活中还需要谨慎一点。张高岭的谨慎，就是尽可能不出去，即便替朋友出去办点事，也是尽可能地少接触当地人，以防止病毒的传染扩散。

为了避免与当地人多接触，不少雇用当地保姆的华人在疫情开始后便辞退了保姆。张高岭所在的工程队也是这样。但对于张高岭所在的工程队来说，有一个人不能辞退，那就是他们雇用的当地司机。在加纳的不少华人企业，都会雇用当地司机，一则因为这些司机熟悉当地的路况，二则因为他们能帮助处理不少华人不便处理的麻烦事。

张高岭所在施工队的司机，白天外出时拉他们外出，晚上则回自己的家住宿。其与张高岭们在一起时，会戴着口罩，但回到家中，则没那么认真防护了。与家人及朋友杂处，并不具备防范意识，这让张高岭格外担心，但又不能不用他。他们同事之间有时开玩笑互相安慰，说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感染上病毒。他们将自己的这种心态形容为“焦虑而谨慎地乐观”。

张高岭在阿克西姆市郊外的居住地，周边都是这样的雨林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4月12日，此前还是一片空白的西部地区出现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更加重了他们的焦虑。

这名确诊病例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矿工。3月1日中午，这名矿工乘机自国内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随后转乘当日晚上航班去了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到达阿比让后，其所在公司用车将其接走，并进行了14天的自我隔离。3月22日凌晨，这名矿工被接回到加纳科拉迪市的公司石料场。23日下午，当地移民局、警察局和卫生中心对其进行了个人信息的登记和体温测量，并安排由矿上加纳人对其每天进行体温测量并上报。4月6日，这名工人被通知到一家省级医院进行新冠肺炎检测。4月12日，其被告知检测结果呈阳性。但这名工人在隔离观察期间从未出现任何症状，张高岭推测其应该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网络上流传的当地华人确诊病例及其用药。资料图

而据张高岭的了解，这名矿工并非首例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中国人。此前的3月20日，加纳媒体曾报道过一名中国男子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名男子自中国回加纳自我隔离11天后，被当地卫生部门取样并当天确诊。神奇的是，其只治疗了5天便出院了。

有两名中国人被确诊，且其中一名还出现在其所在的地区，这让张高岭有种莫名的恐慌。此时的他，更渴望早点返回祖国，不必再为此担惊受怕。自4月初的那趟航班取消后，他时刻留心携程等网站上的返程机票销售问题。期间，曾看到5月份有返程机票销售，但因为当地封禁时间的延长，最早的机票随后更新为6月15。他希望这些航班不再因疫情的发展而再此被取消。

在此期间，微信群里曾出现过预订包机的信息。这则信息说，只要通过其APP预订到200名左右的乘客，就会通过大使馆寻求国内包机。张高岭的几位朋友报了名，但随后便没了消息。“平时单飞到加纳，飞机票价在4000~8000之间，但包机的话至少要交2万元，甚至可能更多。但这个包机组织者看起来不靠谱。”张高岭说。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猛犸新闻】创作，在猛犸新闻和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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